守正创新踔厉奋发 推动新中国史研究再上新台阶******

　　作者：李正华（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成立3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发来贺信，向学会全体同志和全国广大国史研究工作者致以热烈祝贺和诚挚问候，向国史研究工作者提出了殷切期望和要求，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国史研究事业的高度重视，为做好新时代国史研究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是今后一个时期广大国史研究工作者必须认真学习好、领会好、落实好的一篇重要文献。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准确把握新中国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的政治方向、学术导向、价值取向，不断创新宣传方式，加强教育引导，提升新中国史研究资政育人的作用与功能，为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更好凝聚团结奋斗的精神力量作出积极贡献。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希望国史学会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为指导。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研究历史、运用历史的优良传统，历史研究不只是为历史而研究历史，而且是为了把前人的经验、智慧传给今人、留给后人，是为了展望未来、向前看，正所谓“经世致用”。新中国史研究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具有强烈的现实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一段时期以来，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党史、国史研究领域一度泛滥，国内外敌对势力欲借党史、国史上的一些敏感话题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试图在意识形态领域造成混乱局面。作为新中国史研究工作者，一定要站稳政治立场，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树立正确的历史观，自觉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因应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努力推出更多与时俱进、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研究成果，回答好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夯实历史基础。

　　不断提高研究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强调，牢牢把握国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不断提高研究水平。新中国70余年历史发展的主题，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主线，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和奋斗，迎来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党在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夺取了一个又一个伟大光辉的胜利，这是新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新中国史在本质上说，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的历史。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牢牢把握新中国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新中国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正确看待新中国史上曾经出现的曲折和失误，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及其关系。为此，必须努力构建新中国史研究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实现三者的有机统一，着重展示我们党带领全体人民在过去70多年的时间里是怎样团结奋斗一步步改变中国面貌的，从而使新中国史研究更好发挥资政育人的功能，更好传承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更好地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形象、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

　　创新教育传播手段和载体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强调，创新宣传方式，加强教育引导，激励人们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更好凝聚团结奋斗的精神力量。新时代以来，党团结带领全体人民全面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掀开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史上崭新的一页。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新中国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当前，互联网信息技术飞速发展，传媒生态面临重大变革。面对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我们要更新传播理念、创新传播方式，完善优化新中国史宣传教育与传播路径，努力推动新中国史研究、宣传和教育事业繁荣发展，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为引导人民知史爱党、知史爱国，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为凝聚和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作出新贡献。

　　推动新中国史研究工作再上新台阶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中国史研究工作，反复强调要在全党全社会加强包括新中国史在内的“四史”教育。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对新时代新征程接续推进新中国史研究事业提出了明确要求，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指导性、针对性，为构建新中国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进一步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踔厉奋发，坚持守正创新，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二十大和习近平总书记贺信精神上来，加强组织领导、统筹规划和顶层设计，进一步提高研究水平，更加深入地总结新中国史特别是新时代十年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以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不断开创新中国史研究事业繁荣发展的新局面，把新中国史研究事业推向新的发展阶段，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4日 11版）

多地发放数万元育儿补贴：能否释放生育潜能，除了发钱还应做什么******

　　又一地方政府用“真金白银”激发生育潜能。1月11日，据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官网消息，近日，深圳市卫健委就《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

　　《管理办法》初步拟定深圳市育儿补贴标准：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3000元，另外每年发放15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75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2500元；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5000元，另外每年发放20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110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3667元；生育第三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10000元，另外每年发放30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190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6333元。

　　深圳市卫健委指出，适时建立育儿补贴制度，按照递进式差异化发放育儿补贴，能够有效提振市民生育子女特别是生育二孩、三孩的意愿，进一步释放市民生育潜能，减缓人口老龄化进程，延长人口红利窗口期，让人口红利长期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大助推器。

　　澎湃新闻梳理发现，自2021年以来，从省级到市县，目前已有多地探索育儿补贴制度，比较而言，市县的政策措施更细化。从措施内容来看，以现金补贴为主，部分地方还提出了住房等方面的倾斜政策。

　　多地探索育儿补贴制度，以现金补贴为主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印发，明确指出，当前，进一步适应人口形势新变化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新要求，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具有重大意义。

　　同月，全国优化生育政策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强调切实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促进相关经济社会政策与生育政策配套衔接，减轻群众生育、养育、教育负担。

　　这场会议召开次日，四川攀枝花即宣布率先发放育儿补贴金，对2021年6月12日及以后，按政策生育第二个及以上孩子的攀枝花户籍家庭，每月每孩发放500元育儿补贴金，直至孩子3岁。

　　后来，更多地方陆续开始探索育儿补贴制度。

　　省级层面上，《广东省公共服务“十四五”规划》提出，探索对生养子女给予普惠性经济补助；浙江规定县(市、区)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当地实际，对三周岁以下的婴幼儿家庭给予育儿津贴、托育费用补助；北京明确逐步建立完善家庭养育补贴制度。

　　此外，湖南、吉林、黑龙江、云南、福建等地均提出通过补贴制度鼓励生育，黑龙江还要求适当向边境地区、革命老区倾斜。

　　相较于省级层面的要求，一些地级市及区县则出台了更加细化的措施。除较早探索育儿补贴制度的攀枝花市外，陕西省汉中市对夫妻双方以及生育子女的户籍均在该市，符合政策生育第二个子女和第三个子女的家庭，由子女户籍所在地县区分别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2000元和1万元；湖北省安陆市对本市户籍人口2021年5月31日后按政策生育二孩、三孩的夫妻，每月补贴200元、400元，直至幼儿年满3周岁。

　　值得注意的是，在现金补贴之上，一些地方叠加探索住房等方面倾斜政策。如，北京市明确，未成年子女数量较多的家庭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的，可以纳入优先配租范围，并在户型选择等方面予以适当照顾；湖南长沙则对依法生育两个及以上子女的本地户籍家庭，增加1套购房指标，根据家庭未成年子女数量在户型选择等方面给予适当照顾；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规定，生育二孩、三孩的临泽户籍常住家庭，在县城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4万元的政府补助，在各中心集镇等集中居住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3万元的政府补助。

　　还有一些保障措施包括，江苏省明确企业在女职工产假期间支付的社会保险费用，生育二孩的给予50%的补贴，生育三孩的给予80%的补贴；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规定，在该县辖区内公办幼儿园就读的户籍常住家庭，二孩每生每学年给予1000元的资助，三孩每生每学年给予2000元的资助；安徽省规定，公民接受绝育手术后要求再生育的，其恢复生育手术的费用由受术者所在单位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给予补助。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表示，育儿补贴，实际上是一种以经济支持为内容的生育支持政策，“支持生育的政策，包括三种主要类型，第一种是经济支持，第二种是劳务支持，比如托育托幼机构的建设，第三种是时间支持，比如育儿假、产假等。”

　　任远同时指出，育儿补贴在不同地区的效果可能不一样，“在经济发达地区，育儿补贴的作用其实是有限的，因为在这些城市中的生育成本、儿童养育、儿童教育的成本都非常高，以及母亲生育的机会成本也非常高，育儿补贴对于生育行为的激励作用不会很高。但是在一些农村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生活成本比较低，生育和养育的成本也相对较低，同样的育儿补贴，对于提高生育率的效果可能会更为明显。”

　　对此，任远建议，需要结合不同地区人们的具体生育需求，根据人们在生育过程中面临的工作-生活、养育、教育等具体困难，来提供相适应的生育支持政策。比如，一些发达城市中，家庭生育碰到的主要困难可能主要是来自工作和家庭的冲突，女性的职场压力会降低其生育意愿，此外，家庭的小型化使家庭内部育儿有一定困难，因此，对这些地区，可能最主要的生育支持政策要放在托育托幼政策的支持上，以及发挥企业对于工作和家庭平衡的支持作用也很重要。

　　生育意愿尚未得到满足

　　深圳市卫健委在此次《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的起草说明中指出，近年来，我国人口增速持续放缓，结婚率逐年下降，又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生育水平持续走低，人口形势面临重大挑战。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处于较低生育水平。2021年，我国出生人口仅为1062万，妇女总和生育率降至1.15，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生育水平，与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提出的稳定在1.8左右的生育水平相去甚远。

　　在各地陆续探索育儿补贴制度后，公众更关注“真银白银”补贴后的效果。

　　其实，少子老龄化的问题在日本、韩国也已存在多年，且两个国家都进行了一定育儿补贴政策。

　　澎湃新闻近日报道，2022年年末，韩国总统直属低生育及老龄社会委员会公布《人口结构变化应对方案》，将增加育儿假和津贴，并将修改法令使非婚生子女在制度方面不再受到歧视，还将促进移民、外国人和老年人的就业。日本政府则计划从74岁以下人群的医疗保险费用中抽取资金，从今年起将一次性生育补贴提高到5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5940元)，较去年增加8万日元。

　　“日本、韩国生育率的下降，比中国要早，同时中日韩三国在文化上有相似的地方，所以日韩在低生育率背景下提供的生育支持政策，对我国的生育服务和支持政策制定有较大启发。”任远说，从已有的文献看，日本和韩国的生育津贴政策实际效果并不理想，特别是韩国，“这也反映出生育补贴政策，对于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和经济高度发展地区人们生育意愿的支持作用有限。”

　　任远指出，采取一系列的生育配套服务和支持政策，使一些希望生育但是生育意愿并未满足的人群得到服务和支持，还是可以提高生育水平的，“比如我国的生育意愿现在是1.6到1.9，但是实际生育水平只有1.3，意味着只要通过生育服务和支持，使人们的生育意愿得到更好的满足，我们的生育水平是能够提高的。”同时，任远提出，在更深层次来看，在现代社会的生育文化中，生育的价值本身在逐步减弱，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在发展，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在提高，人们的生育动机在减弱。如果人们本身并不想生育，通过各种生育支持政策来提高生育水平的效果是有限的。因此，对于国家生育政策来说，还需要在生育文化建设上做一些改变，“在计划生育时代，形成了‘只生一个’的生育文化，独生子女一代人认为，生一个孩子是家庭生活的基本形态。在低生育率背景下，这种生育文化需要改变。孩子的经济价值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逐步减弱，我们需要在文化上强调孩子的情感价值、强调孩子作为生命的价值，强调生育和抚育孩子的成长对自身人生成长的价值，通过这种观念上的重新塑造，使人们觉得生育是有意义的，才能提高人们的生育动机，再加上持续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改善，才能从根本上使生育动机和生育意愿得到提高。”